第七百二十九章 文化衝突(第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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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流社會大體保持一致，維護所在利益階層的利益，這幾乎是全美所有富豪都會做的事情，瑞恩同樣也不例外，以他如今的立場，伊朗那就是對頭，何況透過抹黑伊朗，還能獲得巨大的收益。

就在北美對伊朗一片的聲討中，他名下的詹金斯電影基金會，宣佈將投資兩部伊朗題材的電影，分別是現在定居巴黎的伊朗女漫畫家和插圖畫家瑪嘉?莎塔碧執導的《我在伊朗長大》和被伊朗政府驅逐出境的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的《一次別離》。

至於電影的題材，肯定都緊密圍繞伊朗社會的現實狀況。

前者透過一個早熟而且直言的女孩的眼睛，揭示伊朗伊斯蘭革命時期，基要主義者掌握大權導致了伊朗人的希望破滅，女性被迫戴上面紗，數以萬計的人被投進監獄，她自己最終被迫離開家鄉前往法國，去追求一個樂觀光明的未來。

後者會展示當代伊朗人在親情和宗教生活方面的糾結，影射批判伊朗等級分明的宗教社會現狀，尤其是將關注伊朗女性的處境。

除了詹金斯電影基金會外，華納兄弟、迪士尼影業和派拉蒙影業都會參與到電影的投資、製作和發行工作中，聯邦政府也將申請一筆特別贊助，為這兩部影片的部分開支買單。

早在九十年代中期，瑞恩就選好了所處的立場，即便是為了他和以他為代表的整個集團的利益，也會繼續堅持抹黑伊朗的宣傳。

作為先是被監禁、後又出驅逐出境的伊朗著名導演，阿斯哈?法哈蒂甚至被身後的眾多力量推上了奧普拉脫口秀，向全世界訴說在伊朗堅持創作會遇到的危險。

“法哈蒂先生，你拍完《關於艾麗》後被伊朗政府下了禁拍令，還一度被投入監獄，最終被迫離開故鄉，你應該很瞭解在伊朗哪種電影題材是不能碰觸的？”

“有很多題材不被允許，比如對文化、政治的異見，暴力題材或者有性場面的電影也不行。這也是為什麼伊朗電影很難發展起來的原因，伊朗電影人一直在尋找合適的表達方式。我們沒辦法戰勝稽核制度，只能在夾縫中堅持創作。”

“你在伊朗時，會寧願冒被關進監獄的危險也要自由地拍電影嗎？”

“我不是個英雄，也不是個政客，我只是個拍電影的。我只希望在我有話說的時候能透過電影把話說出來。如果要我選，我更情願在不冒險的情況下自由創作。但在伊朗，這明顯是不可能。”

同樣，瑪嘉?莎塔碧也接受了眾多西方媒體的採訪，其中的一段話，還被北美媒體拿出來反覆炒作。

“我只是想透過這部作品，希望人們不要忘記那些為了捍衛伊朗自由而在獄中失去生命、在各種暴政統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離開親人和祖國的伊朗人！”

對於西方媒體來說，這兩位旅居海外的伊朗藝術工作者的其他話並不重要，僅僅是這兩段，就足以讓他們向西方的民眾證實現在的伊朗是一個怎樣恐怖的國度。

儘管由電影引發的話題轉到了時事政治方面，但《斯巴達三百勇士》如同《阿爾戈》一樣，肯定是這場風波最大的贏家之一。

到八月底的時候，這部影片依然保持著每週接近1500萬美元的票房收入，北美票房累計漸漸接近了2億5000萬美元，全球票房則無限逼近4億5000萬美元，以如此的發展勢頭，最終的北美票房有望向3億美元發起衝擊，全球票房超過5億美元幾乎是必然。

用媒體的話來說，作為投資方的妮可?基德曼可以躺在堆滿美元的地板上數鈔票了。

當北美院線第一筆5000萬美元的分成當賬後，妮可為桑迪成立了一個信託基金，她明確的告訴瑞恩，希望女兒未來可以快快樂樂的成長和生活，而不是像她的父親一樣，經常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