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天人三策(第3/3 頁)

理論思想。實際上，董仲舒所提出的儒家思想，早已不同於先秦時期的孔孟儒家思想。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既透過君權神授理論來竭力為皇權的合法地位做出證明，樹立君主的絕對權威，然而“天意”的解釋權卻被儒生牢牢抓在手中，如此便又依託君權來確立了儒家的正統地位。又透過仁德教化來讓臣民尊崇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三綱五常”這一倫理秩序，從而使得儒家思想廣泛傳播。同時，又透過設立太學等官辦學校的方式，來傳播和宣揚儒家思想和道德禮儀，進而使得儒家思想成為社會主流思想，成為帝王治國的主要方略。

這便是後世所說的“獨尊儒術，廢黜百家”。相較於當年李斯為了思想文化一統，採取“焚詩書、坑儒生”強硬暴力手段，董仲舒認為應該採用以文化統治文化的方式，潛移默化的增強儒家思想的絕對統治地位。在這種方式下，朝廷不必下令禁絕其他各家思想和著作，而是以教育、教化、選官全面服務於儒家思想，從而使得儒家思想逐漸成為政治思想界的決定性力量，進而鞏固儒家思想的正統和獨尊地位。

當然，董仲舒的目的並非是單純的尊崇儒家思想，而是為了樹立一種國家唯一的統治思想，以思想的統一來為政治上的大一統服務。董仲舒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

秦朝以來，雖然國家在形式上已經完成了統一，但這種統一卻並不穩固，原因便是缺乏一個被廣泛認同的唯一思想，始皇帝和李斯也曾嘗試完成思想的融合統一，可惜最終以失敗告終，而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便是為了讓天下臣民統一思想，進而形成對漢朝政權的強烈認同感，增強天下臣民的向心力，使得朝廷的統治更加穩固。

實際上，董仲舒所提出的儒家思想，雖然源自於孔孟之道，但相較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區別，它以春秋時期的儒家思想為核心，但又融入了法家、陰陽家、道家等各派思想。在核心思想上，董仲舒提出的“儒術”採納了儒家思想中的“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基礎和意識形態”，主張以“禮治”和“德治”為核心的“人治”，聖賢決定禮法；身正則令行；法先王，順人情。但在治理國家和實際執行方面，卻又採納了法家的思想，而在教人向善方面還有部分陰陽家和道家思想。

相較於春秋儒家思想，董仲舒所提出的“儒術”，幾乎完全是為中央集權統治所服務的一種新思想。正因如此，董仲舒的這套理論不僅得以被漢武帝所採納，成為漢武帝治國理政的核心思想，更為後世歷代王朝所推崇，也正是由於這一套理論，極大推動了大一統思想的形成。

實際上，漢武帝對儒家思想一直都比較尊崇，這點從漢武帝即位之初的改革便可以看出來，而就在這次推舉賢良的前兩年，即建元五年（前136年），漢武帝便又詔令設立五經博士，再度重申了尊崇儒術的觀點。正因如此，在元光元年第二次下詔納賢時，漢武帝才會採納丞相田蚡“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的建議，錄取了多達數百名儒者，而經過這次策問之後，以董仲舒、公孫弘所代表的儒家公羊學派迅速得到重用。

不過，漢武帝雖然推崇儒家思想，但仍認為董仲舒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建議太過激進，漢武帝並未全部採納，而是採取了“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的方針，即將儒學提升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同時，也保留了諸子百家之學。而漢武帝重視儒家思想的同時，透過治國實踐，同樣意識到了法家理論的重要，因此使法家與儒家思想糅雜並用，從而形成了一套“霸道與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這便是後人所說的“外儒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