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玩心思不吃虧（八）(第1/3 頁)

時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的張國燾，其利用“投毒案”和“離間信”兩個問題發難，採取“逼、供、信”的手段，捕風捉影地“清洗內部”所謂的“改組派”、“Ab團”、“第三黨”，製造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大肅反，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留下了極為慘痛的歷史教訓。

1931年9月13日，陳昌浩到麻埠接任紅四軍政委後，一邊奉張國燾之命即刻捕殺了數十名所謂的“反革命”，一邊調動紅四軍部隊聚集於光山縣東南的白雀園及其周圍的磚橋、何鳳橋、潑河、餘集一帶。紅四軍部隊剛剛移駐到這裡，張國燾便騎馬從鄂豫皖蘇區首府新集匆匆趕至白雀園，殺氣騰騰地親自主持大肅反，“全力肅清紅四軍中之反革命和整頓紅軍”。千古奇冤、慘卒難書的白雀園大肅反由此開始。

在白雀園大肅反中，捕殺從紅四軍的高階幹部開始。從9月13日至11月中旬，先後以所謂的“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莫須有”罪名而捕殺的紅四軍中的高階幹部就有：第十一師師長周維炯，第十二師師長兼皖西軍分會主席許繼慎，第十二師政治委員龐永俊、副師長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衣、參謀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政治委員羅炳剛，第二十九團團長查子清、政治委員李奚石，第三十團團長高建鬥、政治委員封俊，第三十二團政治委員江子英，第三十三團團長黃剛、王長先，政治委員袁皋甫，第三十四團政治委員吳荊赤，第三十五團團長王明，第三十六團團長魏孟賢，第三十八團政治委員任難，以及十二個團的政治處主任等，在白雀園遭殺害的軍事系統的高階幹部，還有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軍分會主席和第十二師政治委員姜鏡堂，原紅一軍獨立旅旅長廖業祺等多人。

老紅軍肖永正回憶說：“當時，我在白雀園，親身經歷了這場驚心動魄的大肅反。先是整軍、師、團、營級的幹部，而後波及到連、排、班……，在那令人恐怖的日子裡，白天照常迎敵作戰，如不死於敵人的炮火屠刀之下，晚上就捉回來搞肅反，班長以上的幹部分批進行所謂的‘審查’，通宵地進行逼供，讓被審查的幹部承認自己是‘Ab團’、‘ 第三黨’、‘ 改組派’，是‘混進革命隊伍的反革命分子 ’。光是承認了自己是這、是那還不行，還要證明有哪些人，特別是有哪些幹部是‘同黨’。如果不承認，又不證明，那要動刑，輕則跪板凳，重則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被傳呼走了，就再也不見回來。天黑被傳呼走，天不亮就被殺在白雀園的荒郊。”

張國燾在白雀園大肅反中的狂殺濫捕，使紅四軍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和紅軍將士含冤倒在九泉之下。據不完全統計：在被殺害的紅軍將士中，有軍級幹部17人，師級幹部35人，團級幹部44人，營、連級幹部的三分之二和排級幹部的三分之一。1931年11月20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時說：“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在白雀園對紅四軍進行肅反之後，張國燾又在鄂豫皖蘇區各地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和地方武裝中開展肅反，先後被錯殺的黨、政、群幹部人數達三四千人！在張國燾掀起的肅反狂潮之中，根據地的早期著名領導人也未能倖免，其中有：原鄂豫邊特委書記徐朋人，原鄂豫邊革命委員會主席曹學楷，原鄂東特委書記、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王秀松，原紅一軍一師政治委員，原紅四軍政治部主任、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文化委員會主席陳定侯，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舒傳賢，原紅一軍政治委員、英山中心縣委書記曹大駿，原紅十五軍政治委員、紅十師師長陳奇，原紅一軍政治部副主任薛卓漢，原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委員、麻城縣武裝總指揮、群眾領袖王宏學，原羅山獨立團團長、鄂豫邊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