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文化革命中的我的爺爺(第1/2 頁)

熬過數個四季，走過無聲的匆匆歲月，時間的腳步不曾停留。

時間到了1966年，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來了。

這一年，姐姐三歲。

父親二十七歲，二叔二十四歲，還沒有孩子；姑姑十二歲，三叔十歲，四叔八歲。

1966年，當“文化革命”如“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勢，如火如荼的進行著的時候，我們村作為華北平原上的一個不起眼的小小的村莊，也未能倖免。有人積極踴躍的參加革命，有的人被革命，有的人觀望革命。

村裡不管大隊，還是生產隊，都有革命委員會，到處都有革命戰將的呼聲和腳步。

有的人，今天是革命小將，明天卻被打成反革命；有的人，今天是反革命，明天曆史改變，又走上了革命領導崗位。

於是，村裡人人禁言，各個自危。夫妻、兄弟、父子、鄉鄰、曾經的知己，相互揭露“曾經的反革命言行”，只為了自己可以“安然”度過，當然也有的人為了“革命勝利”之後自己享受革命勝利之成果。

歷來，給我們造成傷害的，只能是親人。

村裡有了革命隊伍，理所當然的也有了一支“反革命隊伍”：地主、富農這些是天然的反革命力量，再加上被揭露有反動言行的那些人，還有就是一些曾經有過不能言說的過往的經歷的一些人。

很不幸，我的爺爺是第三類人，屬於被革命的物件，需要所有的人跟其“劃清界限”。

當村裡按照革委會的要求，需要召開革命會議的時候，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就需要站在高高的臺上，接受革命的批判，或者接受革命再教育。

會議只有村裡的革命小將參加的時候，“反革命分子”只需要站在臺上，戴著高高的白帽子，弓著腰，低著頭，接受批判和教育。這個是小會！

當公社和縣裡有革命幹部參加會議或大型革命會議的時候，這些“反革命分子”就需要被雙手反剪到背後，用麻繩五花大綁，頭戴高高的白帽子跪在臺上，接受控訴、教育、和批判。這些是大會！

後來我們村裡有兩個縣裡來的公安幹部常駐，督促檢查革命工作，其中一個就住在我們那個長院子裡，在最裡面的第七進。

於是我們村內不管白天還是晚上，關於大會和小會的密集程度，由這兩幹部和村裡的革命幹部商量，但基本就是三天一個大會，時間有時是白天，有時是晚上；兩天一個小會，一般安排在晚上。

這種頻繁密集“參加”“革命”會議的經歷，讓爺爺和他們那群人從最初的憤懣、不平、難過慢慢到後來的麻木。

從1966年到1967年幾百場“革命會議”的經歷，讓有的人堅持不下去了，67上半年，我們村裡有兩個人尋了“自由之路”，一個跳了村裡的井，一個掛了村口老槐樹的東南枝。

爺爺偷偷的和他的老夥伴說：“我們不能這麼做，這麼做了對不起村裡的老少爺們，跳了井，井水沒法吃了，坑人！上吊，膽小的人走到樹下，也會害怕的，還是坑人！”

“如果是我，我就讓人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爺爺鏗鏘有力的話語，後來被傳開來。

即使現在過了幾十年，再想想，依然都覺得後背涼涼的。

不知道支撐著爺爺堅持的是什麼，但是父親發現爺爺發呆的時間長了。

1967年夏天，在炎熱的夏季夾雜著革命的火熱中，爺爺得到一個不錯的訊息：母親再次懷孕了。

叔叔從61年入贅到如今，還沒有任何訊息傳過來，爺爺幾乎都要放棄希望了。

如今父親母親即將再有一個孩子的訊息，讓爺爺多了一份希望，他甚至私下找人幫母親看肚子的形狀，根據懷孕的時間去掐算，這一胎的性別，各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