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縷飄失的心殤（九）(第1/3 頁)

據日本軍隊後來發表的統計資料，第11軍戰死4506，負傷人，第2軍戰死2300，負傷7600人，還有900病死的，連同海軍及陸海航空兵的傷亡人數，總計約3.55萬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根據各部隊戰鬥詳報統計的日軍傷亡人數為25.6萬人。很顯然，日本發表的數字偏低，而軍令部發表的數字則偏高。

武漢會戰之後，本來就感兵力不足的日本軍隊，隨著戰線的逐漸延長，兵力益發感到不足，無力再組織像淞滬、徐州和武漢會戰這樣大規模的、以攻城略地為目標的戰略進攻，而被迫轉為戰略保守。這就使中國的抗戰由戰略防禦階段發展為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軍則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願意進行的持久戰的泥淖之中，無法自拔，從而導致日本侵華政策的轉變：由軍事打擊為主、政治誘降為輔，改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由以主要兵力進行正1面戰場的作戰，改為轉移兵力進行敵後戰場的“治安、安撫”作戰。

日本國力因損耗過巨而開始急劇表面化。日本是一個島國，戰略物資缺乏，主要依賴輸入，而當時日本的經濟實力並不很強。據日軍戰史記載，“七七”事變時日本“儲備的黃金，包括髮行紙幣的準備金，全部只不過十三億五千萬日元”。

而對日本國內來說，對戰爭規模起著制約作用的，實際上還是它的黃金儲備量。它意味著日本的貨幣儲備量從最初就限定了這場戰爭。日本發動了戰爭，卻又千方百計地謀求早期解決。

為了維持侵華戰爭，1937年，日本從海外輸入的軍需物資總額達到九億六千萬日元。到翌年的6月，為了進行武漢會戰，連學校教練用的步槍都被收回，用於裝備擴建的軍隊。更由於兵員的不斷增加，國內勞力、糧食、能源均感不足。

武漢會戰結束後的1939年，日本軍費的支出已達61.56億日元，已遠遠超出了日本國家的儲備量，從而使日本國力窮困急劇表面化，已經失去了充分保障軍隊軍事物資供應的能力，從而加重了中央統帥部首腦的痛苦和壓力，以致其參謀總長和陸相自稱——外強中乾是我國今日的寫照，時間一長就維持不住了。

在武漢會戰之後，日軍的編制、裝備和部隊戰鬥力，總的來看比會戰前有所下降。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變其政治和軍事戰略，企圖“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重要原因。

雞公山武漢會戰歷史紀念館，位於信陽市雞公山風景區內。2008年11月，河南省文物局對信陽市雞公山風景區南崗花旗樓進行維修和重新布展，闢為武漢會戰歷史紀念館。

花旗樓原為英國駐武漢商人柏爾恩1918年所建，因後轉售漢口美國花旗銀行而得名。1937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武漢行營在雞公山徵用此樓作為蔣介石的臨時行營，並就近修建了防空洞。

1938年夏，蔣介石曾在此主持召開“中原會議”，分析日軍“長江躍進”的戰略，修訂保衛大武漢的計劃，部署武漢外圍對日作戰。

時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的陳誠，在其《私人回憶資料》中所寫《武漢會戰之教訓》比較符合歷史史實。

指導計劃固應按各時期情況適宜變更，但如變更頻繁，又使作戰軍不能追擊追隨到達所需戰區。此次會戰中之最高指導即有此弊端。

指導計劃須顧慮部隊現狀及實力，尤其在持久戰之基本原則上，其始終目的何在，似應預先計及，否則處處追隨敵人，對作戰試探性之處置，必難貫徹始終。例如此次武漢撤退時機，原來決定在8月底，後改為9月18日，又改為9月底、雙十節。直至10月20日，領袖尚在武漢。於是轉戰數月之殘破部隊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線上竭力苦撐，以致以後轉移未能按照計劃實施，陷於潰退。

無訓練部隊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