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酒解憂更憂愁（四）(第1/3 頁)

山區的鄰村的道路，雖然相隔五里地，但因為大家都知根知底，所以經常會一起去趕集或者逛街，因此彼此之間非常熟悉。那時候，我只是一個小裁縫，家裡只有一個兒子。由於我的手藝不錯，在附近也算小有名氣。當他們得知我沒有女兒後，就在孩子出生不到一天的時候，夜裡悄悄地通知我的父母，把這個小傢伙送到了我家。

這件事情還是父親打電話告訴我的，當時我非常樂意接受這個小女孩。畢竟多了一個女兒，而且不用讓妻子經歷十月懷胎之苦，這簡直就是天上掉下來的好事。更何況，按照當地農村的習俗，女兒最終都會出嫁，所以誰生下的並不重要，關鍵是誰將她養大。

那時妻子在浙江打工，直到春節才回家。當她看到已經百日的小傢伙時，高興得合不攏嘴。我們還特意擺了一桌豐盛的飯菜，邀請親朋好友們一起來慶祝，那種興奮的感覺真是難以言表。

那年兒子滿了四歲，妹妹睡醒了，還跑過來叫我去換小傢伙的尿布。睡在搖籃裡，見我來了，像知道是拾來似的，也不哭鬧，只笑，挺粘人的，很是招人喜歡。

小傢伙要是肚子餓了或者口渴了，就會發出“??、啊、噥、??”的聲音。這時候，只要聽到她這樣的叫聲，我們就知道該用奶瓶給她餵奶和水了。

春節過後，到了拜年的時候，家裡來了很多親戚朋友。他們看到這個可愛的小傢伙，都非常高興。當他們得知我家添了個小寶貝時，紛紛送上了精心準備的禮物和紅包，表示對新生命的祝福和慶賀。這些禮物和紅包不僅讓我們感受到了親情的溫暖，也讓小傢伙在成長的道路上多了一份關愛和祝福。

那時計劃生育雖嚴，農村裡鄉鄰知道後都心照不宣，檢查來了便說是遠嫁姐姐家的。再說抱養女兒這樣的事都習以為常，也不會感到大驚小怪。在計生國策之下，也是鄉村“黑戶口”的一種特殊時代。

孩子一天天長大，我在家的機會稍多些，女兒便與我混得熟些，從蹣跚學步到騎三輪車，全是在兒子的監控與調教下同時進行的。並且一些名句唐詩宋詞元曲，唸誦的也是有模有樣。也與我相處的異常親切。妻子那時直到現在常年於浙江務工，很少謀面，女兒有時也不免問——

“爸爸，媽媽怎麼總不在家呀？”而兒子便搶著回答，“媽媽掙錢買糖、買水果給我們吃，買玩具給我們玩呢！”

兒子上一年級後，女兒滿三歲了，在那個秋收的季節，一天我因有事回來晚些，女兒競然不知為何突然受涼發高燒，摸她額頭似燒著的火炭，已經十二點了，我便打了手電筒，裹了件厚衣服抱著她，火急地趕到村後公路旁的診所，高聲喊開了潘醫生的門。

檢查後燒到了四十一度，我嚇了一身冷汗，當即打了退燒針。醫生叫我等了一個小時觀察，發現燒退到了三十九度才叫我抱她回去。

而第二天再打針時，燒幸好退下了。女兒一千個理由不配合，我便用雙膝夾著她的雙腿，把她側按在左側腿上，醫生強行又打了兩針，完事後女兒竟反過身來在我臉上，使勁抽了一耳刮子，這也是我當年嬌寵的“報應”吧。

而當年秋天後，我又去外地務工，春節回來時，父母說二姐膝下無兒女，把孩子抱走了，並把戶口也遷移到了天津。其實我是知道二姐早有此意，只是礙著我在家不忍讓我傷心罷了。

那個春節，妻過得很不開心。養了這麼大的女兒，二姐瞞著她抱走了，她說心中空蕩蕩的。以至於這麼多年，這件事一直是妻心中的懟結。

第二年兒子放暑假時，嚷著說想妹妹，我便帶著他去了天津，兒子與妹妹見面很開心，玩得也很歡暢。但女兒見我，姐姐叫她喊舅爹，而女兒則還叫我爸爸。二姐臉當時就綠了，抽了女兒耳光，我氣忿不過，一腳踹破了二姐的茶几，怒斥著：“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