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天人三策(第2/3 頁)

施，導致國家動盪、民不聊生，上天便會降下各種災禍和怪異事件。

二是推明孔子、施行仁政。在分析了歷代王朝興衰後，董仲舒認為“道”才是治理國家之正路，仁、義、禮、樂都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歷代聖君透過建立禮樂制度來教化百姓、改善民風，這便是君王的“道”，正因這種“道”深入骨髓，所以即便聖君去世，他所建立的“道”仍然會流傳百世。

人君都是希望國家安寧而憎惡危亡的，因此聖君創立的“道”都是正確的，之所以後來會出現政治混亂、國家衰亡，並不是“道”衰亡了，而是由於後世君主言行舉止已經不符合先王所創立的“道”了，是因為人君的行為荒謬，失掉了先王的優良傳統。

董仲舒認為，“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他倡導孔子所說的“不教而誅謂之虐”，即如果國君不教化百姓，而一味以律法來懲處，只能稱之為暴虐之君，而非仁君。此外，不施教化而只重刑罰，也會導致官吏百姓只知逃脫律法懲處，而不能從內心深處懂得禮義廉恥，如此只會導致奸詐之徒越來越多，而百姓的德行卻得不到任何提高。

因此，董仲舒主張“德主刑輔、重德遠刑”，建議國君推行仁政，以人倫綱常來教化百姓，而以嚴刑峻法懲治為輔。為此，董仲舒對於孔孟提出的理論進行了修改，孔孟認為人間有五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董仲舒則擇其要者改為“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又將原先儒家主張的 “仁、義、禮、智、信”等五種德性合為“五常”，並認為“三綱五常”才是應該被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倫理秩序，不能改變。

董仲舒提出，只有在以綱常倫理教化百姓的基礎上，再對為惡之人予以懲處，這樣才能使得百姓人心向善，才能使得天下安寧。這便是“外儒內法”的理論基礎。

三是建立太學、推行察舉。董仲舒認為“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也就是說平時不培養人才卻想要尋求賢良，就好比不雕琢玉石卻希望它有動人的色彩一樣。因此，建議漢武帝廣興太學，聘請高明的學者來教導培養天下士子，如此國家的人才便會源源不斷。

董仲舒又指出，如今朝廷推行任子訾選制，年俸兩千石的子弟可以出任郎官，進而被任命為郡守、縣令，這些人雖然有權有錢，但卻不一定賢明。而且古時考核官吏，是根據做官是否稱職來區別，而不以在任時間的長短作為標準，因此所有在職官員都竭盡能力施展才能和智慧，爭取立功。如今卻只看資歷而不看功勞，反而以官員在職的時間來決斷，只要在職時間久了，就可以得以升官，如此清正廉潔的官員與道德敗壞之人難以區分，真正的賢才反而難以得到重用。

董仲舒認為可以讓各位諸侯、郡守和兩千石以上官員，各自在他們管轄的官吏和百姓中挑選賢才，每年舉薦兩人，然後隨侍皇帝身邊，以此來觀察大臣們的能力，如果舉薦的人足夠賢能，就給予推薦的官員獎賞；如果舉薦的人不賢，就對推薦的官員加以懲處。如此，諸侯、郡守和兩千石以上的官員就會盡心尋找賢才，天下賢才便可全部受到重用了。

自周朝禮樂制度走向崩潰以後，天下有識之士都在努力尋找新的思想理論方向，這才有了諸子百家的誕生，最終以法家為核心的秦國統一了天下，但秦國的迅速滅亡，卻證明了法家更適合亂世，卻並不適合治世。直到漢朝立國，仍沒有任何一種理論，能夠佔據主導地位，漢初採用“無為而治”，固然是恢復秩序和經濟的需要，但又何嘗不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直到歷經漢初近百年的交流融合，董仲舒才以儒家思想為基礎，融合其餘諸家學說之所長，提出了一套完善的